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艺娇
在国家油菜武汉改良分中心，每逢临近油菜花盛开的时期，总能看到一位85岁的老人穿行在油菜试验田里，他身上背着一个黄布包，穿着长筒雨鞋，低下头用笔记录着什么，在他的身边，一垄垄油菜长势茂盛，中间星星点点冒出几簇金黄小花。
这位老人叫傅廷栋，很多人也称他为“油菜院士”“世界杂交油菜主要开拓者之一”。
20世纪70年代初，傅廷栋发现了国际上“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油菜波里马细胞质雄性不育（Pol⁃cms）”，为杂交油菜实用化铺平了道路。专注杂交油菜育种六十余年，傅廷栋带领团队先后研究培育出80多个油菜品种，累计推广种植超过3亿亩。风风雨雨60年，一路走来，经历了艰难困苦、误打误撞，而如今的他，似乎还是那个守在油菜花田里、怀着家国情怀初心的少年，屏气凝神，静待一株株油菜花开。
童年的家国情怀
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傅廷栋对于童年的记忆，也是一颗家国情怀的种子。
1938年，傅廷栋出生，那一年，广州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他的家乡郁南县连滩镇距离广州大概有200公里，尚未被敌人入侵。那个时候，很多广州、珠三角做生意的人来到这里逃难，一些小工厂和学校也随之搬到连滩镇。“像广州很有名的教忠中学、知用中学都搬到了我们镇上，师生就住在农民的房子里，我们小孩子都去玩过。”他回忆道。
到了1944年，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打到他的家乡。那时的傅廷栋在连滩镇上小学读二年级，由于战乱，学校都关门了，学生们也大多跑到乡下去。“在村里，敌人的炸弹飞驰而过，镇上的房子也被烧得乱七八糟，这些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很快，随着1945年抗战胜利，在被迫失学了半年多之后，学校终于复课了。有一次在课堂上，老师布置了每人写一篇文章，傅廷栋独出心裁，写了一篇《我是一艘舰船》的文章。
“一开始，我（舰船）载着中国士兵们把日本战舰都消灭了，后来敌人来报复，把‘我’包围住，中国士兵全部壮烈牺牲，舰船的‘我’被俘虏了，日军逼迫‘我’载着他们的侵略军向中国军队进攻，我非常生气，一头撞在礁石与几十日军同归于尽。”回想到当时的情形，八十多岁的老人笑得像个孩子，“因为我写得挺生动，这篇文章还被老师表扬了，在班上宣读。”
人们常说，孩童时期的影响往往会伴随一生。对于傅廷栋来说，选择农业这个领域，并且为之钻研半个多世纪之久，与儿时建立的家国情怀是分不开的。他常说，农民是我们国家最勤劳、最辛苦的群体，为了国家的建设，他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搞农业研究就是为他们服务的。为他们提高产量，帮他们解决问题，减轻他们的劳作强度，也为他们改善生活。
偶然中的必然
1972年3月20日，是傅廷栋一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随着一株雄性不育油菜的发现，世界杂交油菜育种事业揭开了新篇章。
彼时，傅廷栋刚开始做油菜育种研究不久，国内油菜每亩只有三四十公斤的产量，不到发达国家的1/3。而利用杂种优势培育优质的品种，在当时是提高油菜产量的最有效的途径。
由于油菜属于雌雄同株，要配种的前提，就是找到一个雄性不育的油菜，这在当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些科研工作者用几十年的时间都没有成功。
从1970年开始，傅廷栋和老师在学校的试验田、生产田里找了上百万株油菜。他们一棵棵地去找，一直没有找到。直到两年后的一天，傅廷栋像往常一样下田，那是学校里一块不起眼的试验田。正当他走到只种了几行的波里马油菜品种小区时，突然发现一株油菜雌蕊正常，而6个雄蕊都呈萎缩状态。用手一捏花药，竟没有花粉。
回忆起那个瞬间，一些细节仍然历历在目。
傅廷栋一共发现了19个典型的自然突变雄性不育株。而兴奋之余，他们开始担心，这个品种到底能不能用，这个特性能不能遗传下去，这些问题在当时都还是未知数。
第二年，他们把发现波里马雄性不育的材料提供给国内有关单位共同研究，1976年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首先实现三系配套。1981年，国内的几个研究单位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合作，把波里马不育材料传到国外。1983年国际油菜大会在巴黎召开，会上一些研究过中国波里马雄性不育材料的外国学者认为它是最有希望应用于实践的油菜雄性不育类型，傅廷栋的发现受到了国际研究者的肯定。1987年在波兰召开的第七届国际油菜大会上，傅廷栋受邀到会上作“波里马雄性不育（Polcms）的发现与研究”的报告，得到参会的700位各国油菜研究同行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到了1991年，国际油菜研究咨询委员会授予傅廷栋国际油菜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奖——GCIRC杰出科学家奖。一般情况下，该奖每4年评1人，从1985年设立至今三十多年，全世界仅12人获奖，傅廷栋是唯一的一个亚洲人，也是这个奖项中最年轻的获奖人。
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再谈起那个高光时刻，傅廷栋总说，那是“偶然当中的必然”。
乐在其中的艰守
从农70余年，与油菜打交道60余年，如今的傅廷栋已经年过耄耋。在科研工作上取得成果的同时，身为教授的他也是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很多本科生，带出了几十个硕士、博士。
以前，有的学生问他：按育成一个品种需要七八年这样计算，我这一生能搞几个品种？傅廷栋就和他讲：“你这个算法不对。”他打了个比方：育种就好像是办一所学校，育种专家就是学校的老师。如果新办一所“小学”从招生到第一届毕业经过6年，那么只要你每一年都坚持杂交、选种，相当于学校每一年都“招生”，那么6年以后，这所学校就年年都有“毕业生”，你年年都有新品种了。“我说了这个比喻，学生就听懂了，也有信心了。”
“对于农业，我的理解一个是周期长，花10年育成一个品种是很正常的；另一个是环境复杂，地域性强，不像工业品，同样是做一台电视机，在北京和广州基本都是一样的，但是农业就不一样。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农业的研究者会更苦一些，出成果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基于自己的这种理解，他常常对学生讲，首先要热爱这个专业，这个是最重要的。其次，兴趣也要根据国家和时代的需要去培养。“国家建设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就有责任去研究什么问题。”
座谈一个多小时，傅廷栋始终精神矍铄，无论回顾怎样坎坷辛苦的往事，他的神态始终是惬意和欢乐的，而这也正是他几十年来对于油菜育种事业所秉持的态度。
“搞农业研究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艰苦是体现在工作上的，而我们的精神是愉快的。当看到农民种我们的品种，而且得到效益的时候，简直比他们还要高兴。我们要乐在其中。”他说，“我也希望，把‘乐在其中’这个词，交给年轻的科学家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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