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文汇报
陆千一
陆千一（第二排左一）和学生们在一起
陆千一
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陆千一，曾在西北地区一所职业院校担任语文教师，她的新作《我是职校生》穿透偏见，让占同阶段教育总数近40%的人群发出自己的声音；天津的民间入殓师韩云的新作《花落了》通过数个亲历的故事，呈现了中国社会四十年来生死观念的演变，是一场关乎记忆与告别的生命教育；生于新疆、长于新疆的乌图禾在四十岁时出版了首部小说集《大马戏》，把乌鲁木齐旧时的日常和传奇，讲述给今天的人们听……他们是烟火人间的观察者，也是灿烂生命的记录者，在敞开自己的同时也打开了世界，让读者看到“场景里的中国”。 ——编者
六年级是我孟母三迁式的求学道路上最快乐的一年。我转入名牌小学后的两年，我爸经历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祛魅，他发现学校好不好和孩子高不高兴是两回事儿，请不请老师吃饭和孩子自不自在更是两回事儿。第二次转学，我爸痛定思痛，让我在家门口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匆匆入学了。
学校像极了黑柳彻子作品《窗边的小豆豆》中的“破学校”巴学园，只有一栋孤单的、墙皮斑驳的教学楼——要知道名牌小学甚至有一栋单独的厕所——和对面的中学共用坑洼不平的土操场。整个校园隐于一个脏乱的菜市场内，上课时常能听到楼下的叫卖声，学生便探头探脑，和楼下的小贩打招呼。我关于这一年的记忆，也漂浮着菜叶被踩碎、流出汁水的清凉味道。然而就是这一年奠定了我性格甚至生命追求的底色，我想这也正是小学教育的意义所在吧。
很多年后，当我尝试用后来读过的书、学过的知识，重新理解这段经历的存在时，我仍不得不把一切归因于我们的老师，以及她给予我们的、朴素的平等。
我的两次转学都与老师有关。在第一所小学，那时还不到三年级吧，老师让当班长的我掌掴迟到的同学。直到现在，我仍记得我和那个高大的男生面面相觑的尴尬，老师在身后威逼，最后我不得不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脸便落荒而逃。这件事的心理阴影让我第一次隐约产生了所谓教育就是管理的意识，也成了我第一次转学的导火索——当然，我想这件事对那位同学的阴影应该远超于我，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向他道歉。
新学校是本地排得上号的名牌小学，学生家长多是公务员、教师、医生，老师毫不掩饰，她曾在课堂上直言，一个对我很友善、热情开朗的男生是“山上来的”——大概就在这个阶段，我心里有了一个后来读到的“反学校文化”的影子，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班里所谓的差学生大多是“被认为”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
——关于这位老师，能讲的故事实在太多。有一次，她询问我们几个班干部，要不要惩罚一个做错事的同学。此时我长大几岁，当场说不，结果全班被她留下，听她痛骂我。家里知道后表示忍无可忍，第二天我就没去上学了。
小学高年级，随着心智逐渐成熟，我已经开始对学校的正式领域产生怀疑。然而转入“巴学园”后，我却再也没遇到过这种“分而治之”的事。当然，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权力理论，只感到班里的氛围出奇地好。无论什么类型的学生，在班上都能交到朋友；同理，和什么类型的学生交朋友，都不会受限。成绩好且听话、成绩好但不听话、成绩差但听话、成绩差且不听话，学校文化与反学校文化奇妙地融为一体。至于因长相、成绩或性格被霸凌，更是没有的事。
我们的老师姓彭，是个快退休的女老师，我们是她的最后一届学生。她一个人租住在学校附近，丈夫和女儿都在外地工作。放学后时间空余，她便把家长无暇接送的学生留在教室写作业，偶尔甚至带回家里吃饭。到了六年级，班上总有些和校外联系紧密、视我们如小屁孩的“班霸”，他们说起她，仍尊称一声“老师”。
事实上我和这位彭老师的关系并不亲密。一方面毕竟相处时间不长，另一方面我情感内敛，不善表达。然而在这个班里，我不需与她亲密就能感到安全。因为她公正地对待所有学生，这是一种比受到偏袒更持久的安心。难以避免地，她往往和性格活络的同学接触最多。但从事实上看，无人受偏袒，无人被冷落。于是时间久了，老师和同学的接触，就变成了一种无涉权力的正常相处。即便像我，这个和她话都没说过几句的插班生，一次突然肚子疼，也是由她，一个体弱多病的、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亲自背到医院。
很多年过去了，我从没想到自己有机会写作一部与教育相关的作品，并为之撰写创作谈。思考良久，我决定用自己的这段经历作为这部作品，或者说我某个人生时期的总结。我当时关系最好的几个朋友，大多像我一样个性分明。即便兴趣千差万别，成绩有好有坏，也不影响我们成为朋友。我们一同上补习班，也一同去电玩城或美食街。好学生、坏学生、书呆子、班霸，没有一张标签能概括我，没有一张标签能概括我们。后来我们当然被“分流”到城市的不同角落，按照既定标准，被输送到社会的不同位置。学校教育似乎是一场漫长的异化，个体的生命经验仿佛是最不重要的事。正因如此，那一年始终是在时刻提醒身份与壁垒的学校教育中，给我短暂的自由喘息。
如今，我告别学生身份将近五年，离开教师岗位也一年有余。在这个主题下，最适合我的表达身份不再是参与者，而是一个随时可能与教育发生交集的普通个体。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经历或个人化思考也代表了部分亲历者的真实感受。学校教育看似只占据了人生的小小片断，然而这一强大的集体仪式，却用潜移默化的社会常识框定了我们的未来。这部职校生口述史完成于一年前，之所以选择口述史写作，我在序言里这样写道：“我试图对于一群人进行文学创作而非理论研究，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目标下，我没有资格用主体的单一视角诠释她或他所属于某一群体。在我工整的文字之下，他们只会成为一个人物符号，然而他们的人生远比一篇故事、一个结论中的符号更丰富、更具体。”事实上，在写下这句话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一个现实：“具体的人”并不孤立存在，而是跻身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议题下。他们是我的小学同学和彭老师，也是我在职校任教时的学生们。他们的存在比我想象中更真实，也比我想象中更艰难。
当然，相比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暗藏着更大的神伤。一个出身农村、在职校求学、个性鲜明、对未来抱有憧憬的普通孩子的生命经验也值得我们珍视。制度提供的是规则、框架和目标，但真正让一个孩子发生改变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具体的人或关系。如果这部作品能够传达出哪怕一丁点儿抽象概念、理性语言之外的力量，我想它存在的价值就实现了。不过对我来说，这部作品能够收获同学们的喜欢已经是最大的价值。他们为自己的故事变成铅字而兴奋，纷纷发抖音、发朋友圈，有一个甚至扬言要去放炮——虽然后来连媒体采访也没敢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需要外界的评论来实现自我认可。
前段时间，我在上海见到了两个工作了的学生。一个跑车，一个做电话销售。做销售的那个晚上十点下班，我们在一幢昏暗的写字楼下等到十点半，才看到大厅亮灯，一群年轻人鱼贯而出。据他说，因为这个月业绩不好，公司大会小会不断，他也常常被点名批评。说着象征性地丧气了几秒，便恢复了活跃。将近12点，我们在几十公里外找到了一条还在营业的美食街。城市的边角没有漂亮招牌，然而街上同样热闹，店铺多半打烊，人却来往不止，好像白日看不见的光影。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工作、生活、新闻、娱乐八卦。在上海的数日甚至当天下午，我都疲于应付不同的约会，但只有在这顿饭上，我感受到了强烈地被尊重。相比上学时，我们似乎有了更多话题，然而我们仍是如此不同。一个学生讲起正在组织的租车生意，我听得一头雾水；我说起和作者沟通的写作细节，他们似乎懵懵懂懂。有时候我把他们当小孩，有时候他们又觉得我幼稚——像“温室里的花朵”，如他们所言。但这不妨碍我们对这一点心照不宣，接着求同存异地交流并成为朋友。人可以作为一个人，而不是某个观念、身份或行为的碎片，受到理解和尊重。这是在这段口述写作，或者说共同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教会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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